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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日期:2020-02-11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基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有机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节点上,文章回顾与审视70年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个重要阶段,沿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繁荣发展的价值维度,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立足多元一体格局,从坚持政治前提、夯实经济基础、聚合文化动力、创造社会条件、提供生态保障五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进行系统性凝练,以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启迪与思索。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打造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经验研究”(2018MSJ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堃,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事务治理。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全体人民共识,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磅礴力量的有效政治资源。放眼世界,中国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但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斗争与交锋激烈,包括认同危机在内的各种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国外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学说、族裔民族主义等思潮侵入,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破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严峻挑战。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经验,是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之举。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历史的概念,其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夏、商、周三代,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合,形成统称为诸夏或华夏的族群。“至迟在3000年前,出现了‘中国这个名称……历代中原王朝无不以中国自居,边疆或少数民族的政权,甚至藩属国也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为荣。[1](P.3-4)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现代国家观念,其民族认同的核心是王朝认同,即臣民对君主的服从、对宗庙社稷的敬畏,是一种带有从属性质的意识。[2](P.18)几千年来,中华历史虽演绎着“分裂”与“统一”的二重变奏,但“大一统”的主旋律始终未变,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一直以自在的民族实体形式而存在。[3]近代中国历经从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从帝制王朝国家向共和民族国家的转型,中华民族完成了由“文明共同体”向“民族共同体”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新中国成立,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紧紧连在了一起,从此掀开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质性建设的新篇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走过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辉煌历程。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取向下,基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繁荣发展的价值维,从政治前提、经济基础、文化动力、社会条件、生态保障五个方面凝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经验(参见图1)。  

 
 

图1定稿版 


1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  

  (一)“站起来”:奠定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华民族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的局面。“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4](P.344)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废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制定和实施民族平等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进行民族识别,对民族成分进行权威性认定,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及法律地位。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改进文字,促进各民族平等交往交流。这一系列变革使各民族无论在人口数量、发展程度、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异同,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中华民族以“民族组成民族”[5]的共同体形式凝聚起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大合力。  

  新中国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面貌,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民族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为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慰问团、工作团等,指导协调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内地考察祖国建设。[6](P.552)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牌碣、匾联的指示》,禁止民族间的歧视与侮辱,并开展多轮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检查督促。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确立,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这一制度被正式载入我国宪法,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新中国确定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保证民族自治地方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  

  20世纪50年代初起,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差异,实事求是地推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一些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少数民族实现了几千年的历史跨越。同时废除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解放出来。这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共同的政权性质、制度基础、主导文化、人民政治思想及党的领导,成为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共性”[7](P.89),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富起来”: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1982年修订和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专节、专段、专条、专款保障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平等权利。1993年,我国出台《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全方位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提供了宽广的时代舞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活力。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世纪之交,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向世界昭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挑衅,中华民族始终以冷静、智慧和力量积极应对与化解,这再次证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困难的时候具有高度的凝聚力。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反对和遏制包括“台独”在内的一切分裂行径,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向心力和内聚力。  

  1982年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予新的肯定并对其作出修改和补充,扩大了自治机关的自治权。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构筑了依法自治的法制框架。党的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起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容并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010年,中央先后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新疆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个关注各个民族内在联系和民族间共同性的命题,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片面强调自治和民族因素的思想和行动起到了规约与遏止作用。[8]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得到提升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与架构趋于健全。  

  为使民族地区适应改革发展新要求,我国分别实施沿边开放、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有效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平衡发展。进入21世纪,中央将民族地区如何实现科学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于2005年出台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民族工作的首个“决定”,即《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编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少数民族事业规划》等专项规划,民族地区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加大对民族地区公共事业的投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个有”基本实现,各族人民由温饱迈向总体小康,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丰富。  

  (三)“强起来”: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2014,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9]2014年,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禁止针对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歧视性做法检查督查的通知》并进行专项督导检查,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中的严格落实。国家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建设资金向民族地区倾斜,让少数民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民族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充分体现。中国杭州G20峰会、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大型主场外交活动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与世界文明平等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与广泛认同,拓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为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召开多次重要会议,出台多部重要文件,从战略上谋划和推动新形势下的民族团结工作。各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统一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中,营造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团结工作成效的标准,构建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形成省区、州(地市盟)、县级及以下联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格局,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条件不断改善。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颁布,国家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通过社会化方式促进少数民族更好融入城市,以法律保障民族团结,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精细化服务,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0](P.40)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出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的“两个结合”科学论断,这一论断为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向正确提供了根本遵循。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各地各部门也完善了具体制度安排,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与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率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内蒙古自治区成70周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30多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跃升,边疆各民族团结进一步巩固,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这些巨大成就彰显出民族区域自治促进民族地区与全国协调发展的制度优越性。2018年宪法修改,首次将“中华民族”的表述载入宪法,在“平等、团结、互助”的基础上,将“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又一特征加以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了宪法依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日臻成熟。  

  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民族地区是建成全面小康的短板,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反复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聚焦短板、精准发力,在民族地区产生了良好效应。仅2016年至2018年,中央对民族八省区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从279.60亿元增长到486.19亿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结对关系实现对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全覆盖。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经济全面发展、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群众收入水平逐年提高,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11]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和融合型发展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民族地区坚持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坚守生态底线,落实生态功能区规划,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中华民族共同体迎来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局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底气更足、动力更强、步伐更稳。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经验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各个民族的简单加总,而是基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有机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发展所依存的“自在实体”早已出现,而作为一个“自觉实体”,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而形成的。新中国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弥足珍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前提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独立与解放,而且通过7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政党关系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体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效避免了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根本利益上的激烈对抗和社会冲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舵定向。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0](P.61)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这一政治保障还会形成辐射效应,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要素及制度供给。把党建设得更坚强有力,以党心聚民心,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有了团结和凝聚的中心点。[12]  

  作为中国共产党治理民族问题的创举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形式和建设载体。它蕴含了古代政治智慧与现代法治思维,以及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习近平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所作的精辟阐述:“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9]在肯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必须在序阶上特别强调把“统一”放在“自治”之上,即“没有国家统一,就谈不上区域自治”。[13]7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对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足以驳斥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质疑和谬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立足“两个结合”原则,推动民族区域自治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契合。创新议程与程序,扩大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加强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环节建设,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地生根。  

  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民族分裂从来都是和国家离乱相伴相生,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相辅相成。中华民族经久存续的重要前提是保持人口共同体和领土空间的延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不容分割,5省级民族自治区与29个省市及港澳台地区都是中国不可缺少、无法分离的主权管辖区域。包括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群众、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1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分裂。要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坚决同诋毁、否认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完整性的言行作斗争,不给民族分裂主义任何可乘之机,切实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稳定性。  

  (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加各族群众利益福祉,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P.283)回首新中国70年发展史,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为最高奋斗目标;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只有牵住经济建设这个“牛鼻子”,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提升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有纾解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之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满足各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缩小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发展上的差距,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关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是全面小康的底线目标。补齐民族地区全面小康这块短板,就必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确保各民族群众如期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在对外开放的浪潮中,中华民族融入时代潮流,掌握时代主动权,正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进步,谋求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超越与创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扎实把“一带一路”建设向前推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径。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面进入小康,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激流险滩。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增强忧患意识,不畏艰险,同心同德谋发展,中国的经济就能行稳致远,中华民族就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聚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人们对共同体本体的价值认知、归属认同与现实反映,是一个附着于多民族形成发展历史,植根于各阶层民众内心的多样、历时、立体的意识体系。[16]民族认同的内核是文化认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各族人民又共同创造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志愿服务精神等。这些都凝结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和最深层次的力量,源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中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当代价值的诉求,也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与建设方向。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熔铸成为定力与活力兼具的民族精神坐标,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和弘扬,让中华文化焕发永恒的魅力与风采。  

  对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特有文化的认同并行不悖。新中国70年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华各民族文化始终在对话交流中互学、互鉴、互融,通过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化血脉。这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动力,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要丰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加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同时,要加强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推陈出新,萃取其中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因子,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强文化自信,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相辉映,激发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感。中华文化具有守正创新的强大内聚力与创造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自我修复能力,孕育了共同的情感和理念、共同的梦想和精神。新中国建设的经验表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唯有进一步开放,中华民族才能赢得未来。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善于从泱泱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探索中华民族的优秀根本,在与世界文明对话中发现文明复兴的中国种子。坚持不忘本来,在继承中转化;吸收外来,在学习中超越。将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情趣、传递当代正能量、符合人类文明价值的优秀作品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彩华章。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与世界发展同频共振,达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美状态。  

  (四)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各族人口流动愈发频繁,城市少数民族人数大幅增加,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向度。社会不论其形态如何变化,究其本质是人们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中,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固有赖于彼此之间的交融程度。实践反复证明,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以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正确处理差异性与共同性。一方面,反对“固化论”,不能无视民族共性放弃引导。既强调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强调国民身份认同,增进国家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反对“同化论”,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无视民族差异,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在坚持尊重多元、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用更多的共同性来整合差异性,使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水乳交融、互不离分。  

  无论是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看,还是在当今世界民族发展的大环境中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做的都是好的,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扎实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我们也要看到,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方式由静态向动态转变,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体制环境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互联网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各族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这些新趋势新特点要求大力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民族工作法治化、社会化、精细化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文化、信息、媒体等多种手段,以“三化”协同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7](P.250)  

  多民族社会结构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起点和基础,民族关系的总体状况取决于国家的民族社会结构。[18]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散杂居地区就存在着不少多民族村寨。改革开放之后,民族不再是生活于原有空间、社会、文化边界内的群体,而是具有某种民族身份的工人、农牧民、农民工以及新的社会阶层。进入新时代,不同民族在新型多民族社区中交流互动更加频繁。社会结构变迁及居住空间转移,给民族事务治理带来了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将民族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成熟经验。在城市化背景下,更好解决民族关系中各种“不适应”的难题,要以社区共同体支撑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吃穿娱乐、婚丧嫁娶等日常环节入手,引导各民族群众在交往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增加感情、在交融中增强认同,让各族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了美满姻缘。  

  (五)建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关系,保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提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保障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人的群体组成的,而人又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就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体彼此互动,并同自然界诸物质交换所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为了发展工业,追赶现代化步伐,忽视环境保护,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发展的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高度,通过大力度治理污染,密集出台政策法规,实行严格执法措施,生态环境改善的速度之快、成效之大有目共睹。这些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幸福出发,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好。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抛弃“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推动中华民族朝着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发展起到重要推促作用。我国民族地区多处于大江大河的源头或上游的特殊地理位置,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但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近年来,各族干部群众在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将当地生态资源源源不断地变成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发展的物质力量,在增强自身发展潜力和后劲的同时,也为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自然环境共同体的良性互动,需要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美丽中国为契机,加强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严格执行节能减排要求,为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不竭源泉。  

     

 结语  

  一个共同体的延续、发展与未来走向,不仅需要完善的理论建构、现实运行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深层次地考量共同体建设的意旨。[19]在新中国70年壮丽长卷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对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飞跃的深描,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一体化的现代建构中扮演主导角色和发挥整合作用的强化。这既是实践经验的积淀,也是共同利益的呼求,还是理想图景的前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伟大社会政治工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大团结大统一绘出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作者:方堃

     

  参考文献:  

  [1]葛剑雄.我们的国家:疆域与人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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